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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互联网深度的、无原则的渗透，在居民就业吸纳率更高的普通消费领域，导致资本平台和少数人获得更多红利，带给社会的却是就业机会的消失（尽管在有些领域产生提高效率和就业的效果亚星游戏综合，比如打车软件不仅让坐车更方便、成本更低，也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）。
它产生的直接冲击，就是增量市场的消费力，突然下降了！简单来讲，对资本太过宽容了，聚集财富无底线，到最后就是增量萎缩、伤及全局。旧模式的地产和现在的互联网，沿袭着这个逻辑！
大家都在谈90年代的日本和当下的我国。我国最大的优势在于，当年日本彻底完成了城市化，而我们的城市化进程还有两块大蛋糕：一块是每年有上千万的新毕业大学生，另一块就是飘在城市上空的2-3亿年轻人、新市民打工者。
一个是在某一线城市，深夜加完班的某员工，为了节省20元，走了20分钟的路回租住的房子。面对镜头，他说到，“每天要花20元的地方太多，这里花20元、那里也花20元，攒不下什么钱”。
另一个是，中部省会城市，某零工市场，一个新进城的农民工打工人，说现在大城市找工作太难了，他刚来的一个礼拜只找到两个灵活儿，赚了200元，盖不住成本，只好又回到农村了。
这两个活生生的案例亚星游戏下载，说明内需并不神秘，就是普罗大众的基本需求。比如，当那个员工愿意打车，司机就有就业了；这个员工愿意下饭馆、旅游、结婚、租房买房、置办家具，内需就起来了。
再比如，零工市场的这个农民工，如果能找到工作，留在城市就有了消费，甚至还会把农村的家人接过来，在城市里租房、买房，内需也有了。但这个内需只是潜力，不是现实。为什么不是现实呢？表面看是支付能力不足，本质上是过去几十年资本太过友好的路径所致。
重视体量和规模增长，这没毛病，关键是其实现路径是“资本友好型”的。越大的资本玩儿家，能撬动越大的项目，经济体量增长的效果越显著。最后的结果就是，一前一后的旧模式地产和当下的互联网，资本玩儿家们收获了大部分红利，但没有推进财富的二次分配，导致终端动力越来越弱了。
赶超阶段，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限定的赶超窗口期，我们这个玩儿了命的民族，不得不这么干。比如，发挥人力成本低的优势，搞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，借助全球需求把全产业链尽快搭建起来；再比如，搞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，把城市化需要的里子和面子工程都搞起来。
过去几十年，都是这么干的。站在全局来看，我认为没毛病。但现在，当旧模式和互联网高度渗透以后，不管是每年毕业的1000万年轻人，还是进城务工的2-3亿新市民，一进入城市，发现商品房根本探不着，吸纳就业的线下消费领域，因为互联网巨头通吃，找工作也艰难了。
就业的问题咱不谈，毕竟经济转型阶段，确实存在就业难题，日本也是如此，比如平成废宅。我们就谈启动内需的关键——居所。难道仅仅是进入社会时间不同，70后面对的是3000元的房价，而90后就要面对的2万元的房价，这公平吗？
总结一下，存量市场“分蛋糕”，越来越畸形。迫切要激活增量市场，关键是把潜力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。怎办？一是，把新加坡模式的灵魂学到位，二是激活微观消费场景对就业的吸纳功能。
存量盘活是应该的，但房子不是“家电下乡”的电视机，功能品牌差点儿没关系，也能去化库存。当下房子的库存，大多是旧模式的库存，多在城市外围，配套问题、通勤距离远还是其次，尽管下降的幅度不小，但距离可接受的水平，还真的有段距离，短期内很难弥合。
所以，还得另起炉灶。学习新加坡，屡屡见诸报端，但不能学个名词就完了，一是要提高供应比例，新加坡组屋达到80%，咱们达到50%，30%，可不可以？二是要学习其内涵，组屋和商品房在区位上、配套方面（比如教育、公园）等没有任何差别，而且有产权和增值功能。
因此，在商品房的一侧，并行打造另一个市场，那就是产权型的保障房，不管是土地区位、配套设施，还是建造品质，都应该与商品房一样。但价格，与同区域商品房价格挂钩，仅为后者的一半或更低。这样，能将增量市场激活，并带动上下游兴起，一方面直接带动就业（建筑相关领域是最大的就业领域）；另一方面，数以亿计的人口城镇化，激活的微观消费场景。资金来源方面，新的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下，货币信贷投放跟着财政投向走。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、宽松的货币政策下，数万亿的地方债务额度增加，数万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，应该投在这些领域。抓住政策红利期，争取用一个完整的周期，将内需启动的四梁八柱搭建起来。
当然，现实是残酷的，当抵押品缩水的影响无处不在，大而不能承受之痛，可能没有从容的底气和姿态。如此，上面讲的蓝图，可能只能停留在逻辑自洽中。毕竟，贬值的阵痛和连锁反应是客观的。比如，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。短短十几个字，背后的压力可想而知。
但是，年轻人、大学生才是我们的未来，当他们的未来受到冲击，我们可能面临的不是贬值多少的问题，而是“有没有市场”的问题。遥望40年前，我们曾经做了突破，当下也一样可以。
